cctv竟然報道64晚會？
http://sports.cctv.com/20080605/105378.shtml
貌似該網頁被關@@以下是mua論壇轉載過來的：
http://forum.mua-cuhk.org/thread-19733-1-1.html
Sunday, June 8, 2008
端午。農民。雙性戀@@
今天端午節，沒能回家做節，仍舊一人呆在學校。下午全團開會，難得齊人，Amy也在，給了我們很多建議，萬分感激啊。結束後已經六點半，好想睡覺啊……晚飯跟Amy、鮑鮑一起吃（有點心動又想去惠州玩，因為可以預想暑假會很悶）。飯後在等車時跟Amy聊到為何都是女同學報名參加團的多，而男生卻很少參與這類義工活動。Amy也說是啊，這可能是男女不同之處，可能男的喜歡搞理論，喜歡置身事外去研究這個社會現狀吧……我也想到NGO之類的貌似也是女性投身的比較多，為何這樣呢？但不投身到某個團體而抽離地費勁地研究，只是在有限的時間做面談做調查，看到的東西又能全面嗎？旁觀者真的比較“清”嗎？
研究對象是客體（object），話語權在權威手中，要爭取主動權成為主體（subject），只能靠自己發聲，然而這套現存的知識體系里，這個power-knowledge的網絡里，不會讓研究對象們如此容易地翻身做自己的主人。就像研究農民的生存狀況，但大多數農民的知識水平實在不高，讓他們如何為自己發聲/寫書/做研究等，然後這些成果又能獲得重視和權威性？不否認有很多真正關心農民的學者，他們也可以作為農民的發聲媒介——但這些媒介卻有自己的主觀意志和目的性，經過那么一重後誰能保證最後出來的成果就是農民們自己的最真實的心里話、生活經驗呢？
端午節自然想到屈原，傳說中屈原是同性戀者。但上學期的文學欣賞里，樊老師給我們解釋一番，說屈原其實應該是雙性戀@@——其實說這么多是為了引出雙性戀這個話題——我在讀《bi any other name：bisexual people speak out》。里面也講到雙性戀者如何由被研究的對象、被病理化和并恐懼化的研究客體，漸漸轉化為掌握自己的命名權、為自己發聲的主體。跟同性戀類似，雙性戀也是先被別人“發現”，并定義和標簽——當然都是跟負面的和病態的相關聯。但逐漸地，這些負面的打壓讓雙性戀者發現有站出來重新積極定義自己的必要，發現有結合自己內部力量的必要，於是在學術建制和社會運動中，出現了雙性戀者的身影。
雙性戀者的現身還跟當時“政治正確”對個人情欲的限制有關，也跟後來愛滋病的出現有關，而且男女雙性戀的歷史也不相同。
話說美國六七十年代的社運浪潮里，激進女性主義中有一派叫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有名的口號是“女性主義是理論，女同性戀是實踐”，認為異性戀關系是女性受壓迫的根源。這一派的理論和運動對當時女性主義影響很大，漸漸地口號變為“女性主義是理論，女同性戀才是實踐”，把在異性戀關系里的女性主義者稱為“與敵同眠”。於是有部分女性主義者離開女權運動投身婦運界，有的卻接受了“女同性戀者”這個政治身份——未必跟自身的情欲和性有關，卻是政治上的一個立場——這在那個“政治正確”的年代看似是很有必要讓自己的身份清晰和正確的。後來，這些“女同性戀者”中的部分人發現，自己對男性的情欲是存在的，也醒覺不應該被政治壓抑了自己的情欲自主，於是，雙性戀者開始尋找自己的身份，開始打破“非同即異”的二元對立的迷思。個人認為，情欲的解放，才是女性解放的終極目標——如果因為政治原因而限制女性自身的情欲，其實不過是另一種打壓，頂多是改良派而不會是革命派。
女雙性戀者現身了，男雙性戀者卻還在衣柜中，或者說還沒有現身的必要，那時男同性戀者跟異性有性行為也不是什么值得奇怪或值得責怪的事。直到愛滋病的出現和傳播的迅速，雙性戀者特別是男性背上了污名——說他們把愛滋病帶到異性戀中去。現在我們清楚，愛滋病的傳染是跟不安全的性行為有關，跟共用針筒有關，跟不安全的輸血有關，卻跟性傾向沒有關系；無論哪種性傾向的人，如果發生不安全的性行為，或跟人共用針筒，或接受不干凈的血液輸入，都有高風險得愛滋病。於是，當時污名下的雙性戀者，開始反抗，開始在內部關注群體的健康，在外部把社會的“矛頭”更正為以上的三種行為，而非特定身份的族群。
雙性戀者有兩個衣柜，一個是對異性戀社群的出柜，一個是對同性戀社群的出柜，要反抗“恐同”和社群內的“恐異癥”，對抗的是“單性戀”的思維。雙性戀不是異同之“間”的存在，卻是異同之“外”的存在；雙性戀不是游走異同兩極的狀態，而是一個“結果”，因為很多時候，已經持雙性戀認同的人們，并不需要游走的過程，其內心是實在明白和接受自己那多元化的可能性——這就是其存在，并不須要依賴異性戀或/和同性戀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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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寫自己喜歡的東西真好，我要自己每天都讀點書，平衡一下我現在的生活……
還有，這個題目真爛……
研究對象是客體（object），話語權在權威手中，要爭取主動權成為主體（subject），只能靠自己發聲，然而這套現存的知識體系里，這個power-knowledge的網絡里，不會讓研究對象們如此容易地翻身做自己的主人。就像研究農民的生存狀況，但大多數農民的知識水平實在不高，讓他們如何為自己發聲/寫書/做研究等，然後這些成果又能獲得重視和權威性？不否認有很多真正關心農民的學者，他們也可以作為農民的發聲媒介——但這些媒介卻有自己的主觀意志和目的性，經過那么一重後誰能保證最後出來的成果就是農民們自己的最真實的心里話、生活經驗呢？
端午節自然想到屈原，傳說中屈原是同性戀者。但上學期的文學欣賞里，樊老師給我們解釋一番，說屈原其實應該是雙性戀@@——其實說這么多是為了引出雙性戀這個話題——我在讀《bi any other name：bisexual people speak out》。里面也講到雙性戀者如何由被研究的對象、被病理化和并恐懼化的研究客體，漸漸轉化為掌握自己的命名權、為自己發聲的主體。跟同性戀類似，雙性戀也是先被別人“發現”，并定義和標簽——當然都是跟負面的和病態的相關聯。但逐漸地，這些負面的打壓讓雙性戀者發現有站出來重新積極定義自己的必要，發現有結合自己內部力量的必要，於是在學術建制和社會運動中，出現了雙性戀者的身影。
雙性戀者的現身還跟當時“政治正確”對個人情欲的限制有關，也跟後來愛滋病的出現有關，而且男女雙性戀的歷史也不相同。
話說美國六七十年代的社運浪潮里，激進女性主義中有一派叫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有名的口號是“女性主義是理論，女同性戀是實踐”，認為異性戀關系是女性受壓迫的根源。這一派的理論和運動對當時女性主義影響很大，漸漸地口號變為“女性主義是理論，女同性戀才是實踐”，把在異性戀關系里的女性主義者稱為“與敵同眠”。於是有部分女性主義者離開女權運動投身婦運界，有的卻接受了“女同性戀者”這個政治身份——未必跟自身的情欲和性有關，卻是政治上的一個立場——這在那個“政治正確”的年代看似是很有必要讓自己的身份清晰和正確的。後來，這些“女同性戀者”中的部分人發現，自己對男性的情欲是存在的，也醒覺不應該被政治壓抑了自己的情欲自主，於是，雙性戀者開始尋找自己的身份，開始打破“非同即異”的二元對立的迷思。個人認為，情欲的解放，才是女性解放的終極目標——如果因為政治原因而限制女性自身的情欲，其實不過是另一種打壓，頂多是改良派而不會是革命派。
女雙性戀者現身了，男雙性戀者卻還在衣柜中，或者說還沒有現身的必要，那時男同性戀者跟異性有性行為也不是什么值得奇怪或值得責怪的事。直到愛滋病的出現和傳播的迅速，雙性戀者特別是男性背上了污名——說他們把愛滋病帶到異性戀中去。現在我們清楚，愛滋病的傳染是跟不安全的性行為有關，跟共用針筒有關，跟不安全的輸血有關，卻跟性傾向沒有關系；無論哪種性傾向的人，如果發生不安全的性行為，或跟人共用針筒，或接受不干凈的血液輸入，都有高風險得愛滋病。於是，當時污名下的雙性戀者，開始反抗，開始在內部關注群體的健康，在外部把社會的“矛頭”更正為以上的三種行為，而非特定身份的族群。
雙性戀者有兩個衣柜，一個是對異性戀社群的出柜，一個是對同性戀社群的出柜，要反抗“恐同”和社群內的“恐異癥”，對抗的是“單性戀”的思維。雙性戀不是異同之“間”的存在，卻是異同之“外”的存在；雙性戀不是游走異同兩極的狀態，而是一個“結果”，因為很多時候，已經持雙性戀認同的人們，并不需要游走的過程，其內心是實在明白和接受自己那多元化的可能性——這就是其存在，并不須要依賴異性戀或/和同性戀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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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寫自己喜歡的東西真好，我要自己每天都讀點書，平衡一下我現在的生活……
還有，這個題目真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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