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中國多一點像陳秉中教授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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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秉中教授
張北川
媒 體報導中常稱我是中國（大陸/內地）男同性愛者艾滋干預“第一人”。我幾次就此向媒體人士鄭重解釋，他們“搞錯了對象”。“第一人”之譽，應當歸於陳秉中 這位權威學者。他不僅是我國艾滋干預領域先行者和開拓者，不僅是我國對男同性愛者進行組織化的艾滋干預的第一人，在我國禁煙事業和母乳餵養的推廣中，他也 是有重要貢獻和開風氣之先的傑出人士。早在1984—1985年間，他就主持和具體組織了規模大至50萬人的全國首次吸煙人群情況抽樣調查，並寫出極有價 值的調查報告，為我國控制吸煙提供了權威資料。他的這份調研報告，1986年成為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和衛生部聯合發出的“（86）中愛衛字第1號”文 件的主要內容。
陳秉中是真的猛士！1990年代初期尚在我寫《同性愛》時，陳秉中和他的數位助手就開拓了對男同性愛者的艾滋干預事業。其時，陳是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 （中健所）所長、中國健康教育協會副會長、學術雜誌《中國健康教育》主編、北京醫科大學兼職教授。而直到陳的工作被迫終止10年之際，國內絕大多數國家級 和省級衛生部門尚未開展這項工作。陳開展工作之時，在“一神教“（只信奉一個主神的宗教，如猶太教、伊斯蘭教等，這類宗教嚴厲地反對同性性關係）影響不明 顯的其它發展中國家，幾乎均未開展此項工作。陳秉中是我國這一領域當之無愧的“第一人”。不僅如此，他並非簡單地展開了工作，他所持理念的高境界超越了他 工作的時代。在開展對一個族群（男同性愛者）工作的同時，他的目光還投注到其它主要艾滋高危行為人群（高危人群），包括女性性工作者和藥物濫用（吸/紮毒 者）人群，他在我國第一個提出了尊重高危人群人權的理念。今天，許多地方部門表面上已開展了類似工作，但理念水準仍未達到當日陳秉中的高度，遠未達到！
這樣的人是快樂的——站在高峰上，最先在長期烏雲密佈的天空中看到太陽，並喊道“太陽出來了！”——眾人會與他一起分享快樂。那樣的人呢？——最早看 見真理並當眾說：“這才是真知！”——這話語極可能帶來完全意想不到的後果。人類文明史中，西方發現某些重大科學規律的先行者中，遭遇嚴重迫害的人不在少 數。中國歷史上類似情況罕見——這並非因為中國是什麼“文明古國”，在延續數千年的皇權專制主義時代，根本沒有容科學立足的分寸之地！
1990年代前期，“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已終結近20年，科學在中國的地位如何？陳秉中老師的經歷對此作出了注釋。他是我國重大疾病防治領 域（健康領域、人民衛生領域）因為公開講出科學和堅持科學，近10餘年來遭遇迫害的特殊人物之一（他不僅是我國健康教育界學人的優秀代表，還是司級局官 員）。
我國與許多深具專制主義傳統的發展中國家類似而與發達國家明顯不同，是“官本位”傳統流布深廣的國度。陳應當算是半個“官場”中人。按仕途成敗衡量， 他是“失意者”，不過他不是失敗者！想到他，我常想起年輕時讀過的偉大詩人海涅謳歌真正戰士的詩行：“他倒下了，但沒有失敗！”陳秉中用重筆寫下了一個大 大的“人”字。與高耀潔等極少數先行者一樣，他的名字已然被銘刻在中國抗擊艾滋的歷史中。
我孤陋寡聞，至《同性愛》出版，還一丁點兒不知道陳秉中等已經做了些什麼，更沒有聽說他的際遇。時至今日，記憶中我與陳僅見面兩三次。他因為護衛人民 健康遭遇傷害的經歷，我幾乎都是從熟悉陳並且敬重他人品的專家口中得知的。陳高瞻遠矚的目光，我則是從他的學術文章和一些優秀學者對陳文章的引證中得知 的。在很大程度上，我只是承繼了他的工作理念並予以發揚而已。
陳秉中究竟說出了哪些科學真知，曾怎樣抗爭又遭遇了些什麼？這本應當由他自己講出才是。據我所知，他的經歷幾乎可以說是個反映當代中國一度何等落伍和 進步人士怎樣歷經坎坷的“故事”。很遺憾，我不知道未來他是否有機會講出這一切。至少對他而言，許多年間，公理的嘴被堵住了，正義的手被綁住了，美德匍匐 在偏見腳下，權力在侍候著劣行。
最初知道陳秉中的工作和際遇，是1994年6月《同性愛》投入市場的同月，我赴京參加小型“《同性愛》研討會”期間。就在那個小型研討會上，我初次見 到陳。一專家向我介紹說，陳的工作始於1991年，其後邱仁宗和李銀河、馬曉年、潘綏銘等權威專家參與了這項工作。因為遭遇嚴重誤解和複雜的背景，陳的工 作1993年被迫終止。陳還由於對科學“過分”執著，1993年夏被免去一切職務。據說，由於陳歷來以清廉耿直和堅持原則著稱，他此前先提出了辭職。去職 前他致信多位上層領導，闡釋開展對男同性愛者艾滋干預的原因；衛生部當時的主要負責人曾與陳談話，講陳的工作本身並沒有錯誤，但“早開展了10年”，人們 難以理解，特別是無法理解陳怎麼竟然明確提出了人權觀點。
也是那次赴京期間（那是我進入艾滋防治領域後第一次赴京參會），一專家陪同我到陳秉中家裡拜訪他。陳家住一座極普通的居民樓頂層（六樓），一套狹小的 房間，室內極簡樸。雖說長期也任官員，但他一派學者風範。在艾滋初臨中國之時，作為執著地追求科學和公正的專家，他就清楚意識到積極解決深層次性取向問題 的重大意義。為了有效地解決對艾滋流行有特殊影響的性取向相關問題，他和其他學者一同進行了艱難的學術探索和開拓。他是我國第一位以發表論文形式提出必須 維護同性愛者人權這一理念的專家，並因此付出重大犧牲。從他身上，我看到了許多優秀思想者共同的品質――堅持真理，寧折不彎。那次拜訪，陳送我了刊出他 1993年發表的論著《愛滋病?同性戀?健康教育》的《中國健康教育》。10幾年後回頭看他遠遠走在時代前面的論著，仍有重大現實意義（今日我國學人中仍 鮮有人達到他當時的科學水準）。
我手邊有陳秉中的兩篇論著。第一篇發表于《中國健康教育》1993年第3期，是他作為第一作者和他的三位助手萬延海、鄭伯承、王群合寫的重要文獻《發展中的愛滋病求助熱線》。這篇文獻中有一小節名為“捍衛少數人的權利”，還有一節名為“社區參與”。文中有以下片段。
愛滋病高危人群大多生活於社會的邊緣狀態，承受著巨大的社會壓力。愛滋病病毒感染的發生會引發更多的指向他們的負性社會態度。因此，他們需要人們的説明。
愛滋病有關的錯誤資訊和迷信的人群中傳播對於人們的正常生活和交往、對於人們的自我防範能力以及對於人們正確對待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已經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愛滋病同伴教育主要在那些和男人發生性交的男人，性工作參與者（妓女、男妓、嫖客和皮條客）和靜脈注射毒品者中間開展。
愛滋病是一個全球問題，因而需要作出全球性反應，“全球愛滋病戰略”已被世界各國接受並用來作為征服愛滋病的政策框架。這個戰略強調人權的保護和發展。因而這在歷史上也是第一個強調人權保護和發展的疾病控制戰略。
愛滋病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全球性挑戰。在人權方面，疾病威脅了全人類對於人權的尊重。因此，聯合國秘書長1987年在聯合國大會上講到，我們對愛滋病的戰鬥“也就是對恐懼、對偏見、以及對由於無知而採取非理性行動的戰鬥。因為它們是人權受到危害的最主要原因。”
人權的重要性基於它的基本原則，即社會在其所有活動中必須尊重人類一員的基本尊嚴。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愛滋病病人的污辱和歧視成為我們戰勝疾病的障 礙；我們必須首先克服這個障礙，我們才能戰勝疾病本身。聯合國秘書長1988年強調，全世界必須向愛滋病開戰，而不是向愛滋病病人開戰。
不僅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視經常發生，而且對愛滋病高危人群的歧視也經常發生。在征服愛滋病的過程中，妓女和吸毒者往往成為嚴打和驅趕的犧牲品，受 到社會的污辱和遺棄。雖然妓女和吸毒者的行為可能會觸犯社會的法律，理應受到懲罰；但他（她）們也有作為人的權利和尊嚴，這應該受到尊重。否則我們就無法 找到他們，並和他們一起戰勝疾病，而這對於愛滋病預防和控制戰略是不可缺少的。在我們這個社會中，同性戀者受到歧視並可能失去職業和家園的故事仍時有發 生。
防止對愛滋病病人的歧視常被指責為保護了“少數人的權利”，卻未能保護“多數人權利”。其實，人權是一個普遍的概念，“少數人的權利”和“多數人的權利”根本上是一致的，並不能一刀兩斷。
因此，如果愛滋病病毒感染導致了污辱和歧視（如不能上學和工作），那麼已經感染病毒的人或擔心自己可能感染的人就會主動避免接受檢查，他們就得不到衛 生和社會服務。那些急需資訊、教育、諮詢和其它支持的人們將被“趕入地下”。那麼害怕自己可能感染的人可能不願去尋求幫助。由於教育難以開展，疾病的預防 和控制也是難以奏效的。
同年8月，陳又發表獨自署名的《愛滋病?同性戀?健康教育》。這篇極重要的文獻後來受到了嚴厲“封殺”。刊出這篇文章的1993年第8期《中國健康教 育》被“槍斃”，向全國發出去的這期雜誌被上級責令全數追回。該刊編輯部又重新編輯了同年第8、9期合刊，合刊中刪去了陳的文章。陳在文章中到底講了什 麼？以下引自該文。
愛滋病的出現及其對我國社會的潛在影響，引發了我們對於我國社會中長期存在的同性戀現象的關注，並驅使我們著手研究如何通過教育和社會幫助的途徑來減少或控制這種現象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的負面影響。
愛滋病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威脅全人類的傳染病。由於愛滋病的流行，人類的性、生殖和血液等環境惡化了，因此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
愛滋病引起了不止一個而是三個相關的世界性流行；1愛滋病病毒感染的流行；2 愛滋病及愛滋病病毒感染其它臨床表現的流行；3對前兩個流行的社會、文化、政治及經濟反應的流行。這三者都需要進行預防，並得到控制。
對愛滋病的恐慌和無知對個人、家庭和社會都產生了嚴重的影響。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包括愛滋病病人，常常在他們最需要支援和照顧的時候，被趕出家庭並遭受社會的冷遇。
很多衛生問題既影響年輕人，也影響老年人。與此不同的是，愛滋病主要侵襲年齡在20-49歲的人們。由於使社區失去了年富力強的人，愛滋病對社會和經 濟的發展甚至政治的穩定構成了威脅。在今後幾年中，隨著愛滋病病例數的急劇上升，其對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的作用將是巨大的。在工業化國家，每個愛滋病 病人的直接醫療費用估計在2.5萬至15萬美元之間。在發展中國家，愛滋病對已經緊張的衛生資源又增加了巨大負擔，尤其是在那些每年人均衛生預算僅為幾元 錢的國家內。
愛滋病和愛滋病病毒有關的社會經濟壓力已成為重大的政治和文化問題。對愛滋病的恐懼威脅著人們，跨國的旅行和交流受到限制。在許多國家和地區，仍有歧視某些特殊群體的傾向。愛滋病和愛滋病病毒威脅了社會的基本價值觀，任何解決問題的嘗試都可能面臨可怕的挑戰。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得愛滋病。這種疾病將不可避免地超過任何國界、任何地區和任何社會制度而廣泛傳播。因此，囿於國界的預防活動很難奏效，我們需要全球合作，共同征服愛滋病。
愛滋病全球戰略有三個目標：
（1）防止愛滋病病毒感染；
（2）減少愛滋病病毒感染的個人和社會影響，關心那些感染愛滋病病毒的人及那些已經患有愛滋病的人；
（3）聯合各國和國際力量，共同努力。
全球戰略建立在下列原則上：
* 必須保護公眾健康；
* 必須尊重人權，防止對感染者的歧視；
*儘管沒有疫苗，但現在我們已經有足夠的知識來防止愛滋病病毒傳播；
*教育是預防愛滋病的關鍵，因為可以通過知情的、負責的行為防止愛滋病病毒傳播；
*光靠教育還不夠，促進和支援行為改變的衛生服務和社會服務以及一個有支援力的、沒有歧視的社會環境，對防止愛滋病病毒的傳播也是極其必要的；
* 控制愛滋病要有社會和政治保證；
長期以來，同性戀在我國一直被列為禁忌的話題，任何報刊都不敢印有“同性戀”這個詞。由於缺少對它的公開討論和研究，關於同性戀有許多荒誕的說法，其中不少仍為人們所相信。
有人認為，同性戀者作為整體，具有變態的甚至是獨特的個性特徵。這可能也是憑想像而來的。除了性的偏愛不同，他們在心理上同異性戀者並無二致。
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之間的差異首先是個體差異，其次才可能是類別的差異。這一事實現在已被美國精神病學研究協會接受。1973年，這個協會在列舉的精神病的名單上除掉了同性戀一詞。
同性戀男人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情況在我國大陸也有發生。我國大陸發現並已死亡的第一例愛滋病病人是一名美國來華觀光的男同性戀者。在北京市已發現的14名感染者中，有3人可能是同性戀男人；這3人均已發病。
通過調查發現，我國同性戀男子感染愛滋病的危險是比較大的。和其它國家的男同性戀者一樣，這些人的臨時性伴侶較多；而最大的危險是，只有不到5%的同性戀男子在與同性的性交中使用過避孕套；堅持使用的則更少。
如果我國的同性戀男子不改變目前的一些比較危險的性行為，他們感染病毒以及通過他們把病毒傳給更多的人的危險性是很大的。另外，我國的同性戀男子大多 數要結婚，而且要生兒育女，那麼這些同性戀男子如果染上愛滋病，就會傳染給他們的妻子；如果妻子懷孕亦可能傳染給他們的孩子。
由於同性戀在我國受到社會的歧視和壓力，因而，他們的活動長期處在地下隱蔽狀態，很難掌握控制。這種狀況，不利於防止愛滋病的傳播。
強迫是絕對不行的。如何才能使這群受歧視的“少數民族”自覺接受有關預防愛滋病的教育，改變自己的危險行為，以達到防止疾病的目的？無疑，取得彼此信任是首要的。
鑒於此，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的專業工作人員深入到同性戀人群經常活動的場所進行諮詢、設立愛滋病求助熱線、組織同性戀者座談等多種形式就預防和控制愛滋病等問題同他們進行平等的交流和討論。
每個人受到感染的危險程式並非都一樣，所以，就像任何健康教育干預一樣，資訊和教育應針對最需要的人群。我們需要發現更多關於人們私下行為的情況。這 必須小心謹慎的進行，要有同情心和敏感性，否則，就會瞭解不到任何隱蔽的、極其重要的資訊和有用的東西。針對目標人群的資訊和教育計畫必須設法讓他們積極 參與制定、實施和評價計畫的所有階段。如果人們相信愛滋病是可以治癒的，他們就不會去使用避孕套。如果靜脈用藥者不理解我們用來描繪針頭、注射器等用藥設 備的說明，他們就學不會如何預防愛滋病。重要的是要認識到：“我們”（不管我們是誰，也不管我們的經驗怎樣）不知道如何更好的教育“他們”。我們需要和他 們打成一片，需要對話而不是獨白。來自世界各地的證據表明，當要求目標人群中的人參加愛滋病資訊和教育計畫時，他們會作出積極和真誠的反應，而且常常有極 大的熱情和創造力。
有支持力的社會環境包括：對感染者的寬容和避免對他們的歧視。感染者和其它需要幫助以停止危險行為的人，也是我們的一部分。沒有僅僅根據一個人的艾滋 病病毒感染狀態或感染危險行為而採取公共衛生隔離、檢疫或其它歧視性措施的道理。防止出現這樣的歧視，不僅可以保護人權，而且也有助於確保愛滋病計畫的效 果。歧視和恐懼會損害整個全國性資訊和教育計畫。因此說，歧視本身會使公眾的健康受到威脅。
愛滋病的預防和控制不應該只是政府的責任，非政府機構以及其他私人和志願團體也能發揮重要作用。由於非政府機構植根于社區，它們更加熟悉社區的特定需求和文化特徵，因此它們在説明人們改變行為以及對感染者提供關懷和同情方面具有獨特的作用。
只是通過鄰里支援系統、學校、宗教組織、專業團體或家用網路，無知和偏見才有可能在事實和理性面前得到根治。甚至當人們通過國家的或國際的運動得知關 於愛滋病和愛滋病病毒的消息後，除非這種消息又從社區或夥伴群體中得到證實，許多人不願意視愛滋病為自己行為的潛在後果。
最有效的信使來自群體內部，這包括：社區中值得那些需要資訊的人們依賴的人和愛滋病社區中具有良好的疾病打交道的有知識的人。社區成員們知道誰有最大的需要，知道本社區的文化特徵，而且他們使用相同的語言，因而社區在所有的方面都是較適合的。
同性戀者的社區已經被證明無論是作為信使還是看護者都是特別有效的。他們在發達國家早期是被視為愛滋病的主要易感人群。
就預防而言，同性戀者的社區已經顯示出他們有能力作出良好的反應。人們已看到同性戀者的性傳播疾病和愛滋病病毒感染率的急劇下降，這主要應歸功於他們 社區自身作出了良好的反應。因而同性戀者社區價值的變化已得到社會的認可。例如，在英國，地方衛生部門通過行政途徑支持同性戀者社區的積極性，而在其他國 家，這種支持就是直接的財政援助。
教育，尤其是來自社區的教育和關懷的提供是密不可分的。一旦人們知道愛滋病不會通過空氣、握手、擁抱和廁所等傳播，他們就會表現出特別的態度、愛滋病兒童就不會被趕出學校、有工作的人就不會失業、家庭成員就不會離散，從而他們就不會在痛苦和孤獨中死去。
科學研究表明，我們沒有理由視同性戀為病態、罪孽或不道德。
同性戀文化，同性戀者與社會以及同性戀者之間互動的方式，是同性戀者健康成長和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
愛滋病的出現及其在人類中的廣泛蔓延，促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同性戀的存在和形成的原因以及重視研究同性戀文化的必要性。
只有尊重同性戀者作為人的權利和尊嚴，愛滋病教育才會為同性戀者們所接受。
如果同性戀者和社會的關係處在對抗之中，那麼愛滋病經由同性戀男子的傳播將得不到控制；如果同性戀者們不能手挽起手來相互幫助，那麼愛滋病在同性戀男子中的傳播將得不到控制。
同伴幫助和教育，一種積極的同性戀者之間的互動方式，是同性戀男子們改變愛滋病高危行為的關鍵。
我們需要全人類的團結，共同迎接愛滋病的挑戰。
我們呼籲為了預防愛滋病的傳播並減輕其不良影響，我國社會有必要對那些在道德或法律上處於不利地位的人們採取更加寬容和幫助的態度。
這年12月我在京參加邱仁宗召集的“愛滋病和同性戀研討會”，期間未見陳秉中與會。我同邱談起陳的遭遇。邱說：“他因為講了‘人權’，才遭遇了這 些。”陳的“出事”，對當時從事男同性愛者艾滋控制工作的學人（當時只有極少幾位學人）產生了特殊的不良影響並引起話語的“調整”。而且這負面影響至少持 續了7年以上。
1997—1998年間，一次世界艾滋日（每年12月1日）前夕，陳秉中、邱仁宗、潘綏銘、馬曉年等學者在京開會，討論男同性愛者中的艾滋傳播和控 制，坦言科學觀點。不久某部門下發檔，對陳、邱兩人點了名，說他們有“嚴重錯誤”。也參加了這次會的一位元著名學者與我電話中講到此事。“怎麼沒點你們的 名？”我問。對方笑道：“看起來，只有陳、邱他們兩人才‘夠資格’。我們還不夠格被點名。”不久我見到邱仁宗時又問及此事，邱淡然一笑：“溝通不足”，他 解釋道。
也就在1997年，我聯合了一小批專家學者和同性愛社區的優秀人士，創辦了“朋友”專案。項目醞釀期間，是否邀陳秉中參加顧問組？這個問題在我心中盤 旋。論專業水準，陳遠勝於我，但他對一些部門而言“太敏感”。“朋友”專案當時很有點“犯禁”，再有更敏感的學術帶頭人加入，後果會如何？我與個別學者私 下通氣後決定暫緩。1998年初，“朋友”項目編發的《朋友通信》（《朋友》）問世。第1、2期《朋友》“投石問路”，“有關方面”沉默著，表現出某種包 容。於是我邀陳秉中參加顧問組。他原宥了我的“輕慢”，爽快答應了。就這樣，自第三期《朋友》開始，他也成為項目顧問。為《朋友》當顧問，每年一次給很少 一點顧問費，只有象徵意義。給陳秉中寄去的顧問費被退回了，陳講他願意不計任何報酬地幫助《朋友》。經我反復說明，他才勉強接受。這年青島有位元我認識的年 輕醫生到山東大學醫學院（當時稱山東醫科大學）讀公共衛生專業研究生，他的導師是所在領域著名專家。我讓年輕醫生把陳秉中被“封殺”的文章帶給那位教授並 請對方評判。對方讀畢，捎話回來：“文章沒有任何問題。是好文章！”
1999年，抗艾形勢有了一定進展。我安排《朋友》第9期發表了陳的《愛滋病?同性戀?健康教育》文章（在這篇長達14個頁碼的論著後面，我寫了3頁 長的注釋，以促進人們對該文的理解）。2000年我在京舉辦與性取向有關的會議，雖然之前我邀陳與會，他未到會。事後我得知他是為了避免給會議帶去“麻 煩”才未參加（我還聽到另一種講法，說他被有關方面警告不得與會）。這年末是《朋友》問世兩周年，我邀請學界一批知名人士為它各自寫幾句話，很快我就收到 陳的祝辭。《朋友》的顧問，參與《朋友》擬刊出文章的審稿，每次陳都認真地回復，還常把發現的錯訛告知我。這些年來，陳的話語和經歷給我很多極有益的啟 示。可2003年我再次在京組織此類會議，陳又未能前往，而且我又一次聽到兩個版本的解釋。大約是之後幾年中，我斷斷續續更多地從其它專家那裡知道了陳在 1993年及其後的遭遇。這些不同的可靠消息來源談到的事情，大體拼合出事情的“內幕”全貌。
還是在1992年中健所就開辦了“愛滋病求助熱線”，其後開展了對男同性愛者艾滋教育的文化沙龍活動。這類今日被列入常規工作中的活動，當時卻極搶 眼，大違“常規”，成為“熱點”和“政治敏感”事物。至1993年春，陳等談艾滋感染者等人權的第一篇文章，更成了“重磅炸彈”。恰好這一時段，陳領導的 單位內開始“查清”一起問題。在我國，凡要搞明白某些“問題”，無論是否有“問題”，通常都是“捅馬蜂窩”。中健所曾有專家向我明確講到，陳清廉剛直， “眼裡揉不進沙子”。應當是這種素質使他迎著大困難，絲毫不計得失地幾乎同時在不同領域開始了挑戰。
關於那要“查清”的事，向我披露此事的人士談及時都一語帶過，其中僅一人說到那是很複雜、牽涉到特殊背景的事。人們講，正是這背後的力量，把陳直率地 講到對妓女、吸毒者、同性愛者的人權態度的文章，當成了打倒陳的“大石頭”。不過一開始，拿起這“石頭”並扔出的力量較小。
據說，1993年5月，衛生部向陳下達指示，令停止同性愛者沙龍活動。對上級決定，陳根據原則執行了，但他在以理拒爭所從事的研究大方向沒有錯誤之 後，也承認在自己的學術文章中引用WHO檔中的“把妓女稱之為性工作者”是錯誤的。他同時做出“反潮流”的大動作——他遞交了辭去中健所所長的辭呈並陳 明瞭曾大力支持文化沙龍工作的具體理由。據說他堅持真理，坦誠地講明瞭自己的認識；他給上級的信是長信，擺事實、講科學，談觀點，詳述了科學界和國際艾滋 防治界的認識；他還談論了應當尊重科學，反對對科學界設立禁區的理念，並在辭職信中表示堅持自己的理念。“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對上級批評的所謂 問題，敢做敢當，一個人主動擔起了全部責任。
我們國家今天很大程度上仍是“官本位”，10幾年前上級的決定更應當“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個人不僅不能表示異議，有時還需狠狠打自己 幾個耳光，痛哭流涕地“深刻檢查”。這樣，當事人的官位一般不會動搖。但陳只是按照組織原則執行決定，卻表示保留意見，這無異於引火焚身。科學之路，有時 似高懸於大峽谷之上的細索。堅持步行其上是危險的。在這細索上走，容不得猶豫和顫抖，也容不得回頭，雖然向前行更是充滿了巨大風險。
向我講此事的專家，是陳的熟人，是一次次偶然述及當年事。他們評論說，陳太相信真理了，雖說也是官員，但有過多的學者特質；陳不是那種八面玲瓏、左右 逢源的人，對科學的執著在某種程度上斷送了他的仕途。不但如此，陳還過分相信當時的“上級”是會講科學和尊重真理的；陳不懂某些官場規則，更拒絕迎合那類 規則。總之，陳“錯誤”地估計了真理和科學在當時的作用，他超越了時代！英國評論家亞瑟?凱斯特勒有這樣的話語：歷史上“有許多無聊的真理和有益的謬 誤”。陳際遇中展示的“真理”與“謬誤”，給我了許多教育。
據說，就在陳發出辭職信後不久，某部門就開始頻頻電話追問衛生部為什麼不查處《中國健康教育》。打電話的人說，另有兩個部級單位講，如果不好好檢查， 就封掉《中國健康教育》。陳秉中則又寫了兩次報告，詢問自己的文章究竟有什麼原則錯誤，希望上級能指明；建議根據中央的“雙百方針”（學術討論時的“百花 齊放、百家爭鳴”政策）開個學術研討會，把是是非非搞明白；建議上級做一下調查，實事求是，避免製造冤假錯案。陳頂著上面的壓力，始終拒絕上級對雜誌的追 究作出檢查。聽說他還義正辭嚴地提出了關於“不正之風”（1980—1990年代的說法。今天，這四個字幾乎已經被“腐敗”二字替代了，而且正處在被“貪 腐”這個似乎更準確的詞置換過程中）和公平正義問題。
我國前著名領導人陳雲有句名言：“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我是深信這話是真理的，也儘量身體力行。陳在這方面的境界則比我高出甚多（我完全不像 陳。我做臨床醫生多年，膽子很小）。他是那種敢於完全不計私利的“弄潮”者，甚至敢——用句“時髦”的話說——“頂著風頭作案”。正是在這種惡劣環境中， 他寫出《愛滋病?同性戀?健康教育》一文。
在我國，幾千年皇權專制主義的傳統形成了“槍打出頭鳥”的“流風”。陳的態度和識見是“捋虎鬚”。在《愛滋病?同性戀?健康教育》發表當月，陳被上級 下達文件免職。陳見到文件當天就離開了中健所。其後，上級又要求《中國健康教育》雜誌社銷毀還未發出的載有陳文章的那期雜誌，並要求向全國發函緊急追回已 發出的雜誌，以致成為我國當代學術期刊史罕見的“追殺”行動。為什麼如此大動干戈？沒有人給出具體解釋。據向我講這些事的學者說，免除陳職務冠冕堂皇的理 由是“退休”，但陳那年59歲。按陳的專業能力，不當所長，也可以完全作為學者繼續工作。我國慣例是司局級官員到退休年齡後，轉到其它機構（常為民間社團 或學術部門）“發揮餘熱”。但陳這位只是持不同學術觀點、歷來不求功名的有官員身份的學者，卻沒有了在學界的立錐之地。當時，許多權威的國際媒體對此發出 了嚴厲的批判性消息。
1994年，我去陳秉中家中拜謁時，注意到他的住房過於狹小簡陋，同他擔任過的職務分房情況大不相稱。21世紀初，我常赴京開會，有時遇到與陳熟悉的專家便問一下陳的近況。三問五問，知道了與他住房有關的一些事情。
原來，陳家中當年還有兩個大齡子女，1980年代衛生部給他分的房子，不止那套頂層居住的僅50幾平米的用房。他還有套用房——在地下室，子女居住， 比他的住房還小。1980年代晚期他由衛生部調往中健所前，慮及中健所專家多、住房緊，應當更多地為中健所的人們著想，於是向衛生部陳敏章部長提出希望部 裡協助解決他的地下室住房並得到部長首肯和文件批示。此後出於對上級信賴，他沒有多過問此事，直至1993年“退休”之時。據說當時衛生部正副部長都再次 批示給他解決用房，但批示如泥牛入海。“退休”後，中健所幾次職工分房時該所有關部門找到陳講，如果陳向中健所申請住房，會優先考慮分配。陳是有風骨和氣 節的人，想到自己初到中健所時表態不佔用單位住房指標，不能自食其言，於是他一再謝絕了。陳敏章1998年病逝後，陳問上級解決用房事。上級答覆時竟然 說，這是陳敏章答應的事，他已經死了，誰知道當時是怎麼說的？最終，退休工資並沒有多高（按1990年代前期標準）的陳為改善惡劣的居住環境，不得不把原 有住房賣出，高價買了較合適的住所。
對陳住房一事，據說先後批示或說話的有數位衛生界高官，涉及誠信、承諾、公平、公正、人本等極重要理念。向我談到此事的專家凡言及此，都深感不平。人 們講到陳在職期間的襟懷坦蕩、潔身自律和不謀私利。每聞及陳秉中事，我常想，我國政府之所言與許多部門某些人士之所行，實在差距太大。“人人為自己，上帝 為大家”是西諺，它在中國某種程度或層面上卻也是現實。如果把這西諺當成處世格言並用它判定是非，陳遭噩運是必然的。
然而，陳秉中的聲音是擋不住的。真理的嘴不可能被永遠封堵。1999年3月，邱仁宗首先在《愛滋病、性和倫理學》（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一書中，引述 了《愛滋病?同性戀?健康教育》的觀點並說明了來源。2000年春，我的學術論文可以發表了。6月我在學術期刊《中國愛滋病性病》發表論文，指明陳秉中開 創了中國有關工作的事實，並強調應當“肯定同性愛者擁有戀愛自由這一人權”。
2004年9月，靳薇主編的《中國面對艾滋》在美國出版中文版，書中寫到：“我國對男男性接觸者的愛滋病干預工作始於1991年的北京，由中國健康教 育研究所專家陳秉中、萬延海等開創。因為他們明確提出對同性戀者的人權保障，這項工作被嚴重誤解並於1993年被迫基本中止。”2005年，我應邀在國艾 辦等召開的“愛滋病防治政策策略回顧與研討會議”。正式發言中，我提出了應當對陳秉中1990年代初的開拓給予肯定和“正名”。那一期間，我就自己論文事 徵詢陳秉中的意見。他覆信說：“非常高興收到你的來信，感到溫暖萬分，深深感謝你的關心和為此所做的努力。我認為，不管前面的路有多麼漫長和需要多長時 間，得到當代優秀學者的理解與支持，我已感到一切足矣！”這年秋，刊出我與高芙曼合寫的長篇論著TheRights of People with Same Sex Sexual Behaviour：Recent Progressand Continuing Challenges in China的Sexuality，Gender andRights一書同步在亞歐美的三國發行。我們的文章裡講到了陳秉中是中國首先開展對男同性愛者艾滋工作的專家和他的遭遇。12月靳薇主編的《艾滋 病防治政策幹部讀本（修訂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書中刊出我與高芙曼合寫文章中談到陳秉中的工作和際遇。同月，我與妻子合寫的MSMand HIV/AIDS in China一文在英文核心學術期刊CellResearch發表，文中也介紹了陳當年的工作。
時至2006年夏，薩斯流行時曾在中南海為在京政治局委員授課的中國CDC首席流行病學專家曾光教授主編的《中國公共衛生與健康新思維》（資政文庫之 一），由我國出版界最具權威的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介紹了陳秉中提出的“人權保障”對男同性愛者的艾滋控制具有重大作用的觀點。一個月後，王隴德主編的 《中國愛滋病流行與控制》出版，書中重複了在《中國公共衛生與健康新思維》中的說法，雖說這部書中正文裡沒有出現陳秉中的名字讓人遺憾，不過他的那兩篇重 要文章的文題都列入參考文獻中……
不僅我國官方在同性愛/艾滋議題方面正與學界迅速“接軌”，衛生部高官和官方媒體在其它方面也正與同陳秉中1990年代初提出的理念“接軌”之中。 2006年初，央視播出王隴德做嘉賓的艾滋防治專題節目。王講到他赴雲南調研期間，專程到桑那向“老闆”、“小姐”宣傳艾滋預防知識的經過。他說，我們的 職責就是預防艾滋；我們的責任是保護人們的健康；至於治安、法律，由其它部門負責（大意）。2006年8月，《健康報》刊出題為“性工作者有了知心人”的 文章，介紹某地衛生局長和醫務人員視性工作者為親人，熱情向她們提供關愛和健康服務的觀點和行動……
皇權時代的中國，有“焚書坑儒”的傳統。“坑灰未冷山東亂”，焚書何用？20世紀中葉以降照樣焚書，卻一般不再坑儒，換了法子，用“軟刀子”來割。 1980年代始，這類事罕見了，尤其在衛生界，這類事更是少而又少。從聞及陳的地下室住房問題的“解決”看，以往的“陰影”卻還在糾纏著他，不放過他。而 且時至近年，對一些專家而言，努力投入艾滋控制工作可謂引火焚身。某名校一教授，不知十餘年前陳秉中的厄運，趟入艾滋這股“禍水”，在防艾領域貢獻突出並 因此獲一重要的國際獎項。真是富有特色的“福兮禍所依”。國際艾滋防治界有大影響的人士到中國來頒獎，專家所在的大學居然不以校方名義相對。一位副校長以 私人參加演講會形式，讓那專家自己主持演講會，而後給專家頒獎。頒獎過後時僅一月，專家的教授職稱就被下調一級。其後又是約談，說專家“不務正業”。努力 護衛人民健康，居然成了“罪過”。好在歷史算是已有進步，而且國人中艾滋感染者數量較陳秉中寫文章的時代也已翻了幾十番，所以禍止於此。
屈指算來，陳秉中已年逾古稀。從壯志未酬被迫“退休”至今，已超過“文化大革命”的時間跨度，也超過“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兩場戰爭的累計時間。 為護衛艾滋弱勢人群的正當利益，他在我國喊出了“人權”第一聲，這聲音並成為1990年代（1990-1999年）的絕響。據我瞭解，他是解放初期在19 歲時就入黨的黨員幹部，被免職那年黨齡正好40年。如今，他被某些人和力量“放逐”到政界和學界之外已如此之久，今日艾滋防治界大多數人士不知道他的大名 和奉獻，甚至可謂是“後進無人知大老”！他是因無畏的善行才罹禍的。歷史是公道的，不容任何隨意塗畫。2006年，《人民日報》刊出該報記者對我國某高官 訪談的文章，文題套用了國外名言：“遲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西方話語是：“遲到的正義是非正義”）。訪談中，那位高官一再指明公正的“遲到”是嚴重問 題。
……寫完“陳秉中教授”一節初稿次日，我赴長江邊參加一學術會議。期間，湖北、武漢省市兩級日報記者採訪我，我講到先行者陳秉中的開拓和所曆坎坷。那 天聽專題學術報告，我留意了一下，雖說數位專家講到反歧視，但我發言前僅一人言及人權二字。自然，我在發言中，講了《憲法》對人權理念的充分肯定和同性愛 者面臨的人權困境。發言畢，武漢大學一博導對我說：“你說出了我們想說可沒有機會說出的話。”然而交流中有人對我的話語持異議。一專家稱，他反對只談“少 數人的人權”卻忽視“多數人的人權”；另一人稱，談論這些問題應當有“度”。2004年我國已經“人權入憲”，人們卻對人權理念說“外行話”，甚至不知道 多數人的權益與少數人的權益密不可分，實際上是一個整體；國家近年在大力宣傳人本和科學理念為“度”，人們卻仍還持一些年前的觀點。該如何評價這種形勢？ 那日晚宴時，先後有近20位我不知姓名的專家等找到我敬酒。我不善飲，勉力應酬。次日，又有多位學人提出與我合影，使我惶惑。我不過踩著前面學人踏開荊棘 的路前行，人們卻把一些成績歸於我個人……
會議次日清晨，在濱江的高層賓館客房外望，迷茫霧裡，隱隱見微光閃動的茫茫大江浩浩東去。那日下午，散會後集體去三峽大壩觀光。在罎子嶺憑欄俯瞰，大 壩和壩區盡收眼底。平目遠眺，眾山聳翠。大自然神斧天工的美，使人工雕鑿黯然失色。人們讚譽山川之美，常說山青水碧。這裡的山也依然青，但江卻蕩然無碧。 國人喜渲染，說這壩是“世界第八奇跡”（我在西安兵馬俑也聽到過“第八奇跡”這說法，也不知到底誰說的是假是真）。千古江山，百年悲歡，一時登覽。不知怎 的，我忽而想起與長江大壩有關的幾位對三峽建設的明知“人生不滿百”，卻“常懷千歲憂”的人士。一位是《長河萬里行》的傳主、大智者黃萬里，和媒體報導他 晚年在痛苦中對三峽建設的話語。一位是大思想家李銳，我想起他的有關認識。還有一位是前總理朱鎔基，我想起《南方週末》報導他對三峽建壩的態度。這三人， 似大不相同，可個人歷史又有共性……繼而，我想起陳秉中。
2007年5月下旬，我意外接到陳秉中寄我的掛號信。展開信，讓我震驚的是，寄來的竟是陳的遺囑等。原來，就在這之前一些天他被確診為肝癌。我迅速打電話給陳家中，得知他已在醫院中，腫瘤已長至十釐米大小。而他在遺囑中寫道：
1我死後，除家人外，不用通知親友，不搞遺體告別，也不搞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動，喪事從簡；
2在我處於腦死亡狀態時，我願意捐獻我的器官，比如腎臟、角膜、皮膚等，但千萬不要錯過時機，以讓我能有機會對人類做出最後的貢獻；
3 死後我的骨灰……投入大海，溶於大自然……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疆場上，總有人衝鋒陷陣。戰火平息，硝煙散盡，犧牲者被生存者和後來者頌揚。和平時代，也有人在為人民付出重大犧牲。在控制艾滋的沙場上，陳秉中就是 這種犧牲者中的一人。我赴京參加艾滋防治界會議，常住一衛生部門“定點”的名為“瀟湘”兩字的賓館。賓館餐廳，有幅佔據了一面牆的書法，是《岳陽樓記》。 在那裡進餐時，我喜歡面對那名篇而坐。餐前乃至餐中，心中誦此名文，足以助食興。文正公有筆如椽，字字珠璣。他所述岳陽樓所見，不過200餘字，卻寫出洋 洋大觀。但我最喜歡的是這句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文正公生活在近十個世紀之前，故有廟堂江湖之語。國人今日正步出臣民社會，皆為公民而無君臣草民之分。雖有人常自居“父母”或 無名的“百姓”，但公民社會的到來，終有一日會改變廣大民眾心態。但無論何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和“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古仁人之心”，我以為 總是高尚。有這樣一些人：他（她）的個性和價值觀念成為他始終不渝的至愛和宿命。由於堅韌，他願意就這樣行走在命運之途——他的心靈慷慨，只希望給予而不 為自己求索什麼，甚至不希望收穫些微的感謝。這樣的人，有著清澈和寧靜的靈魂。我敬重這樣的人。我認為，陳秉中就是這樣高尚的人。但身為榜樣的他，並沒有 得到應有的頌揚。是不是社會“健忘”，不願正視自己曾經的“醜陋”？並非如此，還有更深層的原因。但我以為，歷史不會遺忘。提到《岳陽樓記》這名篇，我還 想到，中國即便在“皇帝時代”，至少身為被貶黜官員的滕子京可以囑人為自己的“政績”作文“樹牌立傳”，而同為被貶黜官員的范仲淹不僅可以為滕“歌功頌 德”，還能夠直書胸臆，毫不“避嫌”地寫出自己的價值觀。這種現象，是現代中國“官場政治”的“大忌諱”。我出差某地時，曾有廳級官員向我講到一地方高官 遭遇。那高官只因看望過一次已被“下崗”的前“領導”，便仕途斷絕。今日官場，有時竟不如“皇帝時代”之寬鬆，莫非咄咄怪事？
2007年8月17日，《人民日報》刊出文章，其中提到“我國男同性戀者愛滋病干預‘第一人’——前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陳秉中教授”，短短一句話後面，有多少是是非非和歷史啊！
深秋，我收到陳的信。他告訴我，他的手術順利，北京醫院對他的愈後樂觀。他還講到，他將把自己當年給上級的報告等放到個人網站中，“以便為關心此事的學者和媒體進行評說”。信中他對我此前的獲獎寫下了真誠的鼓勵和祝賀。
約翰"密 爾寫到：“一個意見只要是真確的，儘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壓熄下去，但在悠悠歲月的進程中一般總會不斷有人把它重新發現出來，直到某一次的重現恰值 情況有利，幸得逃過迫害，直至它頭角嶄露，能夠抵住隨後再試圖壓制它的一切努力。”讀這段話時我想起陳。與陳相較，我是幸運者。而我與他已許多年未見，幾 乎只是有關於《朋友》的信件經常往來。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人常多幾分牽掛。如今陳身體怎樣？我常念及。對他而言，無論何時得到“公正”，都 已是“遲到的公正”。然而，何時雲消霧散，雨過天青……
